【核心提示】隨著民主政治的深入發展，責任已經成為政府價值體系的核心原則。歸根結底，政府必須對公民負責，負有實現公共利益的責任。這已經成為一條不容置疑的政治原則。但在一個利益和價值日趨多元化的社會中，實現責任的過程是復雜的，甚至是充滿了沖突和矛盾的。
公民行動是指所有基于公民身份或以公民名義所采取的社會行動。在當今中國社會，公民行動建構政府責任的主要途徑有如下四個方面。

        責任審查與績效評估
       公民是行政權力行使的對象，也是公共服務的消費者，政府運用權力的后果都會反映到公民頭上來。因此，對于政府及其官員是否負責任，負責任到什么程度，公民是最有發言權的。
政府責任檢驗最主要的工具就是公民參與的政府績效評估。政府績效評估潮流的發展，是管理主義思潮席卷公共部門的結果。公民主體的政府績效評估，體現了以權利為主導的政治民主化趨勢，也反映了建構自下而上的責任控制途徑的努力。最重要的是，評估權是公民一項重要的直接民主權力，也是一種利益表達的方式。由公民來檢驗政府的責任性，為優化和改進公共服務提供了基準和參考，也為重新定位和設計公共服務指明了方向。特別是對于缺乏話語權的普通民眾而言，評估政府績效是發出聲音的一個重要渠道。

        權利話語與責任邊界
        公民能成其為公民，正是由于他享有憲法和法律所確認和保障的廣泛的公民權利。權利是公民所享有的資格、權力和自由。但沒有法律制度支撐的權利只能是空中樓閣。在現代公民權利體系中，有效的公民權利都對應著政府某些方面的責任和義務，也離不開政府權力的支持和保障。
權利話語與政府責任之間具有錯綜復雜的關系。權利話語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礎，因此也是實現政府責任的應有之義。確認和賦予一項公民權利，實際上同時也定義了政府的責任范圍。比如，公民知情權對應著政府信息公開的權利；承認民眾的受教育權、住房權和健康權等權利，也就意味著政府必須要承擔起住房和醫療保障等方面的巨大責任。
隨著我國民主政治的發展，公民權利意識逐漸覺醒，公民權利的話語日益成為政治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進一步推動了權利觀念的深入人心。與此同時，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逐步得以踐行，黨和政府大力推行的各種民計民生工程，為政府責任做了具體而生動的注腳。
輿論圍觀與監督問責
        公民個人的力量往往是非常微弱的，個人的行動也很難對政府產生影響。不過，一旦事情得到新聞媒體的曝光，形成了強大的輿論壓力，就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公民與政府之間不對稱的權力格局，促使某些社會問題進入社會公眾的視野，為建立政府議程創造了有利條件。
        隨著互聯網的快速普及，中國已經擁有世界上人數最為龐大的網民。網絡技術具有平等性、開放性和交互性等特性。在網絡的虛擬世界中，人們身處各方，素不相識，但是一旦發生了某些震撼性的事件，比如官員貪腐、官民沖突和重大災難事故等，這些特定的議題就會促進公民之間的橫向動員和廣泛聯合，進而醞釀成影響政府的輿論風潮。
        近年來，在一些產生廣泛影響的公共事件中，如華南虎事件、躲貓貓事件、杭州飆車案、周久耕事件、上海釣魚執法事件、宜黃拆遷事件等，新聞媒體積極介入，為社會公眾揭露事實真相，而動輒數十萬上百萬的網民集體圍觀，發出聲音，甚至采取線下行動，形成了監督政府的巨大力量，更是直接推動了對過錯官員的行政問責。
   

         維權抗爭與責任拷問
        當代中國社會已經進入到社會矛盾的凸顯期。各種各樣的矛盾沖突已經成為社會生活的常態。其中，拆遷、征地、環境污染、勞資糾紛、物業糾紛等都是矛盾沖突集中的領域。而無論是什么性質的沖突，大都與政府的亂作為或不作為密切相關，而這必然反過來要拷問政府的責任，并要求政府采取行動去解決問題。
        由于社會的組織化程度很低，社會的利益聚合機制嚴重缺位，以至于大多數維權抗爭都是個體化的行動，公民與政府處于直接和面對面的沖突之中，很容易因為大量無直接利益者的參與而導致難以管控的局面。并且，由于體制內的權利救濟方式——比如信訪和司法訴訟等效率低下，難以得到公眾的信任，因而體制外的抗爭行動更多成為一種無奈的選擇，并日益形成了“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博弈格局。
        總之，政府責任是非常重要的，但實現責任的過程并不簡單。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要建立一個對民眾負責任的政府。但要把權力關進責任的“鐵籠子”里，僅僅依靠法律制度是很不夠的，還必須要公民積極行動起來，用權利主張來劃定行政權力的邊界，督促政府履行對民眾的承諾。這不僅有利于解決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最終也有利于重建政府與民眾之間的和諧關系。
    （作者單位：天津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