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準扶貧和生態環境保護是貧困地區面臨的兩個重要任務。生態環境保護要促進精準扶貧，扶貧要推動環境保護，環境保護和扶貧共同構成了綠色減貧。在生態文明和“兩山”理論指導下，中國探索出一條綠色減貧的道路。

　　綠色減貧兼顧脫貧與環保

　　農村貧困與生態環境惡化有著密切的共生關系。2016年環保部新修訂了《全國生態功能區劃》，指出中國有多種生態敏感區，包括水土流失敏感區、沙漠化敏感區、石漠化敏感區、凍融侵蝕敏感區，都是貧困高發地區。特別是水土流失敏感區和石漠化敏感區，是貧困發生最集中的區域。2008年頒布的《全國生態脆弱區保護規劃綱要》指出，“我國是世界上生態脆弱區分布面積最大、脆弱生態類型最多、生態脆弱性表現最明顯的國家之一。我國生態脆弱區大多位于生態過渡區和植被交錯區，處于農牧、林牧、農林等復合交錯帶，是我國目前生態問題突出、經濟相對落后和人民生活貧困區”。一些貧困地區在生態保護中具有重要作用，比如貴州25個被納入國家生態重點功能區的縣全部是國家重點貧困縣；秦巴生物多樣性生態功能區涉及5省46個縣，其中42個縣位于秦巴山連片貧困地區內。生態脆弱和生態功能重要性決定了扶貧必須走綠色扶貧的道路。

　　在貧困地區，生態環境脆弱和貧困互為因果。生態環境脆弱是導致貧困的重要原因，同時貧困也加劇了生態環境的破壞。例如，滇桂黔石漠化片區在傳統的耕作方式下，水土流失嚴重，生態環境惡化，石漠化現象日益嚴重；而這又導致土地產出低，貧困人口增加，形成貧困和環境破壞的惡性循環。又如，六盤山連片貧困地區干旱少雨，水土流失嚴重，人地關系緊張。因此，要在生態脆弱地區扶貧，就必須探索保護環境與可持續扶貧相結合的模式。

　　貧困地區的發展，如果不重視環境保護便不可持續。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我們對環境保護重視不足，許多地方的經濟發展方式粗放，大量森林被砍伐，草地出現退化，一些濕地被開墾，河流污染嚴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發展盡管可能在短時間內獲得較快的經濟增長，但生態環境的破壞會進一步加劇貧困。比如，草原退化造成了依賴草原為生的牧民陷入貧困，沙漠化嚴重影響了當地農村居民的生存。

　　如果不秉持綠色發展理念，中西部貧困地區發展會帶來更為嚴重的環境問題。貧困地區大多是重要生態功能區，在國家生態功能區劃中，這些地區承擔著涵養水源、保護生物多樣性和維護生態安全的責任。這些地區的開發活動受到嚴格限制，破壞環境的開發活動被嚴格禁止。重點生態功能區的首要責任是生態環境的保護，開發必須是在保護的前提下進行。因此，在劃入重點生態功能區的貧困地區，不能延續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模式，只有走綠色扶貧之路，才可能實現脫貧的目標。

　　綠色減貧機制已形成

　　在綠色減貧實踐中，一些地方已形成以生態環境建設保護、易地搬遷、綠色產業三種方式相互結合，政府主導、私營部門和貧困人群參與，市場完善和綠色資產建設同步進行的綠色減貧模式。

　　“十二五”以來，國家在生態保護和生態建設方面的投入明顯增加，一些被證明行之有效的生態建設和生態保護項目繼續實施。在“十三五”期間，生態建設和生態保護向貧困地區傾斜。例如，退耕還林還草項目覆蓋的范圍大部分是生態脆弱的貧困地區，項目實施以后，不僅貧困地區的生態環境得到改善，而且補貼直接增加了農民收入，發揮了扶貧作用。從2016年開始，新一輪的退耕還林還草項目向貧困地區傾斜，加快了貧困戶脫貧的步伐。在生態保護中，生態公益崗的設立發揮了直接的扶貧作用，建檔立卡的貧困戶被聘請為護林員，直接參與環境保護活動，并獲得工資收入。

　　在一些生態脆弱的貧困地區，只有采取移民的方式，才能減輕人口壓力、保護環境。同時，這些地區的居民也只有搬遷出來，才能真正進入市場，從而實現脫貧。在“十三五”期間，計劃通過易地搬遷實現1000萬貧困人口脫貧。在執行過程中，許多地區都擴大了易地搬遷的計劃指標。在新的易地搬遷中，第一，搬遷資金支持力度有了明顯提高，貧困人群在搬遷過程中得到更多的實惠；第二，搬遷與城鎮化相結合，許多易地搬遷的人口直接進入了城鎮，在非農行業就業；第三，在搬遷過程中對居住、社會服務、就業等進行綜合考慮，減輕搬遷人口的不適應。易地搬遷在緩解生態脆弱地區人口壓力的同時，也提高了移民的生活水平。

　　在產業扶貧中，綠色產業發展受到了特別的重視。綠色產業是與生態環境相適應的產業，產業發展不僅為貧困人口增加了收入，而且改善了生態環境。比如種植結構的調整，生態脆弱地區停止種植容易造成水土流失的谷物，轉而發展經濟林果，減少水土流失，提高產品價值；發展循環農業，實現農業生產剩余物的資源化利用，減少環境污染。比如利用秸稈和果樹枝條生產食用菌培養基，在增加農民收入的同時，也減少了環境污染。

　　生態建設保護、易地搬遷和綠色產業發展三個因素構成了綠色減貧的主題內容。而這個機制發揮作用，有賴于政府引導、私營部門的投入和貧困戶的參與。綠色扶貧投入大、回報周期長，特別是易地搬遷或綠色產業發展都需要解決用地問題，這加大了綠色扶貧的難度，因此需要政府部門的介入。綠色扶貧不僅需要投入，而且需要通過市場實現綠色產品的價值，通過私營部門的介入帶動綠色產業的發展。而貧困人群以土地入股、將政府扶貧資金轉化為貧困戶的投入，并充分吸收貧困戶就業，可大大提高貧困戶參與綠色減貧的程度。政府主導、企業運作和農民參與構成了綠色減貧的三個主體。

　　在綠色減貧中，貧困地區和貧困人群的綠色資產在增加，市場在完善。首先，綠色資產增加得力于環境的改善，隨著生態環境的改善，綠水青山的旅游休閑、特色種養的價值體現出來，并為貧困地區和貧困人群帶來切實的利益。其次，得力于扶貧的投入，來自不同渠道的扶貧資金轉化為貧困人群的股份，保證了貧困人群長期的資產收入。與此同時，綠色生態產品的市場逐漸形成。一方面，綠色產品認證惠及了貧困地區的綠色減貧，來自貧困地區的產品得到市場的認可；另一方面，通過各種微商、巢狀市場等方式減少中間環節，使貧困地區的綠色產品直接到達消費者手中。綠色資產和綠色的市場構成了綠色減貧的重要支撐。

　　進一步發揮綠色減貧作用

　　十九大報告進一步強調要推動綠色發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因此，綠色將在減貧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為此，需要進一步完善綠色減貧的市場，提高綠色產品的價值，增加綠色資產的回報。

　　充分認識綠色產品的多樣價值。許多綠色產品的價值不僅體現了產品的經濟價值，更體現了生產過程中的社會價值。比如，利用秸稈和果樹枝條生產食用菌的培養基，其價值不僅體現在產品上，更重要的是在生產過程中利用了大量的農業生產剩余物，從而減少了污染，保護了環境。但是，產品生產過程中的社會價值往往不能充分體現在產品市場價格中，這就會減弱綠色產品在市場中的競爭力。提高綠色產品的價值，需要政府和市場同時發力。政府要完善支持政策，從而使綠色產品生產過程中的社會價值得到體現，而市場也需要提高對產品社會價值的認識。

　　提高綠色資產的回報率。綠色產品的前提是綠色資產，只有提高綠色資產的回報水平，才能更好地發揮綠色減貧的作用。山林、農地和水面等自然資源都是綠色資產，保護了環境也就是確保了它們的保值和升值?，F在的土地流轉價格和生態保護補償都還不足以體現這些資產的價值，需要通過提高資產的回報率，以更好地發揮扶貧的作用。

　　完善生態產品的市場機制。完善生態服務的市場化機制對于貧困地區和貧困人群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需流域補償、碳匯交易等市場化機制更好地服務于綠色減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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