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學藝先生因病去世,我不勝悲痛。陸先生是我國繼費孝通先生之后最著名的社會學家,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院學術委員會委員、社會學所所長、中國社會學會會長、名譽會長,去世時任北京工業(yè)大學人文社科學院院長。他自1978年發(fā)表第一篇農業(yè)改革的論文以來,沿著“改革——三農”和“社會結構及其轉型”兩條主線,從事“社會現代化”研究35年,創(chuàng)立了唯實主義社會學理論。代表性著作有《當代中國農村和當代中國農民》(1991)、《三農論》(2002)、《三農新論》(2005)、《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主編)(2004)、《當代中國社會流動》(主編)(2004)、《當代中國社會結構》(主編)(2010)、《當代中國社會建設》(主編)(2013)等。
在近60年的學術人生中,尤其是近35年的學術研究歷程中,他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政治自覺”精神,力求學術與政治貼近;與此同時,他堅持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為了追求真理,具有從不迎合、從不遷就、從不妥協的勇氣。
下面舉幾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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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9月,他寫了《當前農村的形勢和幾個有關哲學問題的思考》一文,指出近一兩年來,我們對包產到戶改革以后形勢估計“有些過頭”。認為單靠一個政策、一個運動若干年解決長期貧困落后的農村農業(yè)問題的想法,“是不現實的”。當前“我們確實面臨著嚴峻的問題”。
到了年底,糧棉生產的形勢不幸為
在這篇文章中,他認為1985年減產,“既非是計劃安排的結果,也不是自然災害等偶然因素造成,而是多種因素綜合的結果”。具體來說,有11大因素。除上面那一篇文章提到的以外,還有耕地減少,水利工程失修,土地肥力減退,生態(tài)環(huán)境惡化,自上而下地不重視農業(yè),農業(yè)物質基礎受到損壞等等。其中兩條:農業(yè)發(fā)展的物質基礎嚴重削弱和農民生產積極性尤其是生產糧食的積極性受到挫傷,是最主要的。這兩條說到底,又是上上下下“輕農”、忽視農業(yè)的結果。因此,這是一個信號。如果再不加以重視,農業(yè)發(fā)展可能從此又轉入停滯徘徊的局面。
文章出來后,他先送給《人民日報》農村部和新華社,請他們在內刊發(fā)表。但《人民日報》農村部的負責同志打電話來說:現在改革派眼中農村改革形勢大好,你把它說得這么壞,不好辦。
鄧小平同志6月10在聽取中央負責同志匯報當前經濟情況時指出:“農業(yè)上如果有一個曲折,三五年轉不過來。……現在糧食增長較慢。有位專家說,農田基本建設投資少,農業(yè)生產水平降低,中國農業(yè)將進入新的徘徊時期。這是值得注意的。我們從宏觀上管理經濟,應該把農業(yè)放到一個恰當位置上,總的目標始終不要離開本世紀末達到年產9600億斤糧食的盤子?!保ā多囆∑轿倪x》第3卷,第159頁)
小平同志這篇講話傳達后,農研中心、農業(yè)部、水利部等5個部門迅速做出了反應,提出了解決農業(yè)問題的8項措施。但非常遺憾,由于當時種種原因,這些措施都沒有有效實施,某種程度上成了一紙空文。
1987年后,陸學藝先生繼續(xù)關注著農業(yè)生產形勢的變化,繼續(xù)批評“常規(guī)增長論”和“輕農”思想,呼吁中央決策者和有關部門回到重視農業(yè)農村的正確道路上來。
這一年的五六月份,陸學藝帶著這個問題到河南、安徽、江蘇、上海等糧棉主產省市的農村,進行調查。他同當地農村工作的同志和基層干部,以及部分農民群眾座談,了解糧棉生產的實際情況,聽取他們的建議與意見。特別是安徽無為的農民反映,現在種田太難了,追肥買不到尿素;天旱買不到柴油。蘇南的農民反映,田不可不種,但不可多種,更不能精種。因為多種精種,要賠本,不劃算。大連農委的同志說,農業(yè)生產資料供應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緊張的。這些話給他非常深刻的印象,用“震驚”一詞形容也未必過分。
回來后,他立即寫了《當前的農村形勢和糧食問題》一文,批駁所謂“常規(guī)增長論”。他以調查得來的資料充分說明,糧棉生產面臨種種難題,農民種田積極性下降,農業(yè)正在進入一個徘徊期。
他以糧食問題為例,分析其嚴重程度以及癥結所在。他認為,現在(1987年)的糧食問題,一方面是糧食消費、糧食需求是在穩(wěn)定地增長;另一方面糧食生產、糧食供給卻是波動的,不能穩(wěn)定地增長。這就是我國目前的基本國情和基本糧情。
他在這篇文章中,用十分尖銳的措辭,對農業(yè)主管部門錯誤估計農業(yè)生產形勢,無視農民意見,挫傷農民的農業(yè)生產積極性的認識、態(tài)度和政策提出批評:
“我們有些同志對改革后農業(yè)高速發(fā)展的事實,做了不全面的總結,過分強調了實行責任制在農業(yè)增產中的作用。”
“我們對于農業(yè)和糧食的形勢是估計得過于樂觀了。對于一時出現的賣糧難、儲糧難、轉化難的實質,沒有進行深入的調查與分析……缺乏經驗,采取了一些不當的措施(如降價、限購,實際就是限產等)?!?SPAN lang=EN-US>
“我們有些同志把一小部分先富起來的農民的典型,誤以為是農民普遍富了。于是,財政部門提高農業(yè)稅、增加稅種;農業(yè)銀行提高對農業(yè)貸款的利息;商業(yè)部門降低糧棉等收購價格,提高農業(yè)工業(yè)品的價格;教育、衛(wèi)生、民政等部門增加對農民的集資數額等等。各方紛至沓來,多少只手伸向農村,致使已有所縮小的工農業(yè)產品剪刀差又擴大了,使已有所減輕的農民的負擔又加重了。這就損害了農民的利益,直接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SPAN lang=EN-US>
這篇文章以其鮮明的學術立場,尖銳的批評指向和難以辯駁的事實,在當時農經學界引起強烈反響,是不言而喻的。但十分遺憾的是,農業(yè)主管部門仍然相信所謂向“常規(guī)增長”回歸的必要性,堅持“照老辦法辦”、“硬著頭皮挺”,在輕農的軌道上運行。
然而,反映客觀事實的科學研究所具有的真理性,是不以長官的意志為轉移的。讓“常規(guī)增長論”難堪的是,1988年糧食產量繼續(xù)下行,減少300億斤,減幅為3-4%。這一減幅雖不及1985年大,但國家和農民糧食庫存比那時少了,而人口比那時多了5600多萬。這一減一加,使得1988年糧食減產后的經濟社會形勢,要比1985年嚴峻得多。據當時數據顯示,全國各地糧價大幅上漲,并帶動強購、搶購、囤糧的苗頭出現,生活日用品市場價格也隨之上漲。糧食正在成為引爆社會不穩(wěn)定局面的導火索。
多年的呼吁,終于有了回應。
這充分證明,
2
1996年元旦剛過,中國社科院舉行一年一度的工作會議。
年度工作會議,主要議題無非是總結去年的工作成績,部署今年的工作任務,中間夾雜著討論發(fā)言之類的。
會議進行到第二天中午,常務副院長王忍之召集6大片的召集人,到他的辦公室開會。說下午的會議,李鐵映同志要參加,并發(fā)表講話。
當時,李鐵映同志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兼任中國社科院院長。
王忍之副院長說:“鐵映同志要求大家先講,他聽一下意見再講。大家每人講10分鐘,講什么,你們自己定。但要實事求是,言之有物。不要光講成績,不講問題;也不要只講問題?!?SPAN lang=EN-US>
下午,大會開始后,各片召集人分別發(fā)言。
“住房問題,最近中央有文件,按這個文件辦就好了?!崩铊F映同志忍不住插話說。
會場一陣騷動。
李鐵映同志說:“這個文件征求過你們的意見,起草時,社科院也有人參加了?!?SPAN lang=EN-US>
他問坐在身旁的社科院的其他領導和同志,“那這文件究竟靈不靈?”有同志回答說:“靈的,靈的?!钡盅a充說:“但是,執(zhí)行起來有困難?!边@個“但是”,又讓大家都笑了起來。
這時,李鐵映同志對陸學藝說:
“你說不靈,那你搞個靈的給我看看!”
會場氣氛一下子變得緊張起來。大家都默不作聲,看著
“我們社會學所可以搞,但是這么大一個課題要很多錢的。”
“要多少?”鐵映同志問。
“這,我得回去算算,然后再給您報告?!?SPAN lang=EN-US>
“好,盡快打報告上來?!崩钤洪L又補充了一句:“你搞得不靈,我可是不給你錢的。”
會后,
第二天,他去請示分管政法社會片的副院長汝信同志。汝信同志未等他把話說完,就把他擋了回去: “你都立了軍令狀了,退是不行了?!?SPAN lang=EN-US>
不過,汝信副院長答應提供支持,催著院里把5萬元課題經費,盡快撥下來。
他在所里,來了個全所總動員,把幾個骨干和懂房地產的人集中起來一起研究。先是收集各種文件和資料,然后訪問請教房地產專家和實際工作部門的人員。
所里一位老同志張仙橋同志,曾經擔任過住房研究會的副秘書長,對房地產比較熟悉,他把80年代以來的住房和地產文獻資料都找來了。
時任中國房地產公司總經理的孟曉蘇同志,是
除此之外,
調查告一段落后,接著就是開研討會研究,集體出謀劃策,理出思路來。
在他看來,住房應是一種商品,同時又具有生活福利的性質。當前的突出問題,是把住房完全看做是一種生活福利,住房的體制就是福利體制。結果,導致了城鎮(zhèn)住房的極端短缺。因此,改革的主思路是,按市場經濟的要求,進行住房分配體制改革,并大力發(fā)展房地產業(yè)。
他認為,住是人民群眾生活最基本的需求。而且,住房是一種商品,房地產業(yè)是經濟增長點。中國人有很濃厚的建房置地的傳統觀念,農民富了,就是建房,城鎮(zhèn)居民也有這樣的需求。所以房子不僅是生活之所需,而且還具有社會保障的功用,具有穩(wěn)定人心、穩(wěn)定社會的作用。他通過調查發(fā)現,在農村,每戶有那么一畝半左右的耕地使用權,農村就穩(wěn)定了;城鎮(zhèn)如果通過住房體制改革,使每戶居民也有一間半房,大部分居民成了有產者,人心也就穩(wěn)定了,社會也就穩(wěn)定了。
思路形成后,進入寫作階段。先是
6月中旬,所有的初稿和資料匯集到陸學藝先生處。他閉門謝客,親自操刀,在這些稿件的基礎上,寫出了4萬多字的第二稿《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標和必要條件——建立城鎮(zhèn)住房新體制的基本思路和對策研究》。經過討論,課題組認可了這一稿,經過修改和刪減,又寫出了一篇近2萬字的正式報告和一份近1萬字的摘要本。這兩份報告一起送到了李鐵映同志那里。摘要稿
8月初,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镕基同志,看到《要報》上發(fā)表的那篇文章,覺得很好,就批給李鐵映同志閱。
李鐵映同志認真閱示了,也很滿意,他又在此件上接著批上這么一段:
“镕基同志,這個報告是我讓他們做的。他們所提的建議,我們正在研究中。準備請社會學所成立一個住房研究室,繼續(xù)進行研究,并培養(yǎng)人才?!?SPAN lang=EN-US>
朱镕基同志又批:“請陳錦華同志閱?!碑敃r陳錦華同志是國家計委主任。
中央領導同志的這些批示,表明贊同或肯定
因這一篇文章,讓中央領導,尤其是李鐵映同志,對
李院長光明磊落,元帥風度,唯才是舉,這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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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5月,李鐵映同志有感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重大明顯變化,想全面了解一下這一變化對中國社會發(fā)展的影響。于是,他找到陸學藝先生,要他承擔這個課題研究。
經過3年多的艱苦努力,這項課題的第一個成果,以《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研究報告》(簡稱《階層》)的書名,于
該書第一次印刷,5000本,一上市就被一搶而光。當年12月份和2002年1月份,各加印了一萬本,同樣很快就賣完了。其暢銷程度,被人譽為“一時洛陽紙貴,進入了機場書亭,求一書而不可得,直至此書出了盜版,上了書攤”。
與此同時,《階層》在學界引發(fā)了一場風波。一種是叫好聲。有人甚至認為這本書是社會結構轉型中“層化派”的代表作,它對于學術界的貢獻,幾可與厲以寧的“股份制改革”和吳敬璉的“市場經濟理論”相提并論。
但另一種聲音,則是嚴厲的批評。批評者從政治上斷定,“陸學藝的‘十階層劃分’把私人企業(yè)家說成是新階層,掩蓋了勞資矛盾!”“陸學藝把西方社會學的方法簡單地搬到中國來,否認經濟政治地位決定人的社會地位,以所謂的職業(yè)劃分,掩蓋了社會關系的本質,客觀上導致了精英主義者忽視工農基本群眾利益各種奇談怪論!”“這種劃分,提高了‘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經理階層、私營企業(yè)主階層’的地位,‘專業(yè)技術人員階層’只是附庸,同時貶低了工農地位……”
面對批評的壓力,陸學藝表示:“這本書(如果)有問題,責任在我,我負全部責任。不但與院領導無關,也與出版社的同志和課題組的其它同志無關。”
事實上,隨著時間推移,風波漸漸平息,《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研究報告》受到了學界認可,可以說,《報告》已成為中國社會學史上的經典。在《報告》之后,陸學藝又相繼主持完成了《當代中國社會流動》、《當代中國社會結構》兩本書,構成了“中國社會階層研究”的三部曲,在國內乃至國際上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報告》成功是有原因的。首先,《報告》緊扣時代亟需解決的任務,從改革與發(fā)展的需要出發(fā),是它成功的背景性因素。其次,《報告》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從實際出發(fā),原創(chuàng)地提出了以職業(yè)為基礎,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占有狀況為標準來劃分社會階層的理論框架,并把中國的社會階層結構分為十個社會階層和五個等級。不管這十大階層概括如何,但它在現實上是有充分實際材料作依據的,在理論上避免了全盤照抄西方社會學和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在學術上具有原創(chuàng)性。從實際出發(fā),是許多人的口頭禪,但落實到行動上和研究上并不容易。第三,《報告》作為陸學藝“社會結構——轉型”理論體系的第一部作品,它有高遠的眼光和戰(zhàn)略的考慮。
從需要出發(fā),從實際出發(fā),從未來和戰(zhàn)略構想出發(fā),是陸學藝《報告》成功的方法論奧秘,也是他整個學術的特征之一。
這幾個事例表明,求真不容易,求真就要承擔風險,求真需要勇氣。今天我們紀念